术中的那种工具化和实证化了的理性主义,她迥然有别于伦理化和辩证化的理性主义。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两大推动力,已经并正在创造着无穷无尽的令人惊羡不已、赞叹不已的奇迹。这不啻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这就是,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是无所不能的。任何决策、举措、行为和现象,只要被冠之以科学的名义,那就意味着合理、成功,能给人带来福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无限扩张、四处越位的结果,业已使其由单纯的工具衍变为一种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强化国家干预,这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其二,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使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一变化标志着先前那种以自由贸易和公平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自发性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面目全非。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愈来愈深信,,方能得以维护。于是,干预的作用就在于把公平竞。这样一来,。显然,技术性问题的解决是。在“,“民主决策”、“大众参与”和“个人自决”等民主和自由的传统理念逐渐变得陈旧而不适用;不同的声音亦不被人容忍,因为它势必被视为非理智的邪说,浪漫的梦呓等等,发出这种声音的人也会被看作乖张怪戾或居心叵测之士。相反,技术至上和专家治国则被标榜为实现社会稳定和维护大众利益的良方,不由人不“心悦诚服”,于是,大批的顺民就这样产生了。哈贝马斯说:“人民群众的非政治化———它借助于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变为合法化的了———同时也就是根据有目的合理的行为以及适应性行为的自我调节。”“当今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相当呆滞的、在幕后起作用的、把科学变成偶像的意识形态,较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随着对实际问题的掩盖,它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作辩护和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需求,而且又侵袭了人

[2]类的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以征服自然为唯

一旨趣,人类的全部思想归根到底都被统摄于这个目的。然而,科学的抽象化和定量化特征,使得主体和客体这两者都衍变为虚无:主体成为永远相同的自我,客体变为从属于逻辑公式的类或量。抽象化的过程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忽视或无视所有差异性和特殊性;定量化则更是把认识者和认识对象还原为纯粹逻辑的、没有质的一般,把丰富的思维等同于数学。可见,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弊端,这就是:其一,它把一切既存的事物和观念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和永久性的存在,对之只作静态的描述而不作动态的研究,只作事实判断而不作价值判断。因此,它缺乏历史感,不具备批判意识和否定性思维。其二,它的概念化和数学化追求,使它把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事物作为可替换的符号,置于普遍逻辑规则之下。因此,它不容忍任何异向性思维、个性化言论和逸出常规的行为,本然地要求共同化、规范化和标准化。虽然它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只是一种工具,然而,如果这种工具在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框架一切、整合一切的唯一文化通则,那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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