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盘游戏象征的解释

儿童早期焦虑与沙盘游戏的象征

一、 问题的提出——儿童早期焦虑是潜意识的自体焦虑

在中国，儿童不仅是“祖国的花朵”，更是每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寄托”。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承载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所有投射（普通用语曰期望）。一般人认为，儿童的焦虑可想而知。殊不知，儿童的另一联结——妈妈，才是真正的焦虑者。从孕育的那一刻起，中国妈妈也同样承载着家庭乃至家族的所有压力。她们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不符合养育的真理，伤害到孩子。有一群妈妈，孩子在同一个幼儿园上学，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学历高，有些是双硕士，有些是博士后，且是留洋归来的高学历知识分子；不工作，全身心陪护孩子；爱学习，形成一个论坛，阅读各种各样的育儿类图书，参加各种各样的专家学习班。在和她们交流之后，我发现她们崇拜权威的背后是共同的焦虑与压力，那就是我上文所说的，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符合育儿真理，害怕伤害到孩子。同时也担心外在环境不够好，伤害到孩子。这应该是中国年轻妈妈的缩影，也许每个人的条件和环境不一样，但妈妈的担心和焦虑却是相同的，以至于扩散成学校焦虑，教育焦虑，社会焦虑。

做儿童咨询，容易受这种焦虑的误导。我们都知道，母亲是孩子的第一客体，从好乳房坏乳房到理想性客体，都强调了母亲要成为“足够好的母亲”才能让孩子建立起健康完整的心理结构，用良好的自我去调节本我与超我的冲突。这就让咨询师把重点放在了解儿童的养育方式上，努力在其中找到症结所在，并对母亲进行分析，指导母亲该如何做“足够好的母亲”，认同母亲的焦虑，分析其焦虑。结果却往往是咨询关系的中断。这曾经让我困惑不已。我发现，面对儿童，最小到四岁，最大到十二岁，都可以迅速地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而面对母亲，每一次都认为交流很顺畅的时候，却在下一次预约之后中断了。之后，我开始摸索儿童咨询师与儿童母亲的关系建立，在督导师的讨论帮助下，我整理了我所做的十几个儿童案例，慢慢发现，咨询师应以儿童为主体，从儿童的身上寻找焦虑源，与母亲一起面对，共情母亲，才能真正帮助到来访者。有了这样的观点转变，咨访关系开始变得稳定而持久。

这里以一个案例说明。巧巧[1]咨询到第六次，咨访关系很稳定，情绪日益开朗，很愿意到咨询室来。第七次，为了进一步了解家庭模式，征得巧巧同意后，我邀请巧巧父母与巧巧一起做沙盘十五分钟。结果，整个沙盘过程非常凝滞，关系紧张。父母走后，巧巧丢弃了最先拿的医疗玩具，重新退回原始防御象征——恐龙排队往左行（潜意识方向）。结束时，巧巧不和我说再见，一声不吭地走了。第八次虽然来了，但据妈妈说，是不拒绝，而不像以往的迫不及待。显然，自恋暴怒，共情断裂。这是咨询师没有关注来放者内在的焦虑，而把关注点放在了关系上所导致的。事实上，家庭模式、养育方式虽然是导致儿童产生症状的重要因素，但归根结底，首先是儿童的原始焦虑，一种潜意识的自体焦虑，即弗洛伊德所说的：“焦虑来自原欲的直接转化。[2]”这个观点对于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表现在（1）有利于咨询师跟随儿童走向深层心理状态；（2）有利于咨询师与儿童母亲建立更好的共情关系。

儿童的早期焦虑是一种潜意识的自体焦虑，这是我的一种整合性观点。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潜意识焦虑，这是古典精神分析的观点，尤其是克莱因的观点。克莱因认为，“对于儿童来说，原欲的兴奋未被满足而转变为焦虑[3]”。二是自体焦虑。这里借用了科胡特的自体观点，想强调的是儿童自我形成时本身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