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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态。



至于教育上则历来莫不在专精与通博上求统合、求平衡，而其方法则有多种：牛津之Modern Greats合政治、哲学、经济学而治一是一途；英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eels）之将第一年定为“基础年”（foundation year），旨在探讨西欧文明之背景、遗产、成就及其问题是另一途；通过科际整合之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又是一途。至于美国之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及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更是最普遍典型的途径。



我们以为研究与教学在一适当平衡安排下，研究不但不与教学相克，而且相辅相成。因为教师只有通过研究才能使其教学更有内容，更有创造性之发挥；同时，也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其研究更有生命，更有心灵上之冲击。



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应该是大学的“最高的原则”，只有在这个原则的坚持与维护下，大学才能致力于真理的探索，才能在辩难析理的过程中将错误、独断的假知识减至最低限度。



大学应该是一研究学问、追探真理的地方。但大学在研究与教学之外，尚应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实际上，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有意无意地都在培育一种文化生活。……文化生活常决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



规模较小的书院，在师生经常接触的基础上，提供较多的机会，使不同专长的教师间有对话，这种对话是经常的，是较不拘形式的，也因此自然会形成一种知识性、社群性与文化性的沟通。



近代哲人布勃（Martin Buber）对教育的看法是与中国的传统比较相契的，他说：“真正配称为教育的，主要地是品性的教育（education of character）。”



人是不能永远没有孤独的时刻的，人需要孤独以创造思想，以体认人生，但人之为人，人之成长需要靠头脑与头脑、心灵与心灵之相遇和对话。一个书院之可贵就在于许多头脑，许多心灵可以不时的相遇和对话。就在这种不经心的，习以为常的师生之接触下，假如年轻人能够对伟大的重要的价值有所体悟，有所执着，那么他的优异的品性就在不知不觉间发展出来了。



今日，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了。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

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大学与外界间的一道有形与无形之墙已经撤销。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一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静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



1959年，剑桥基督学院的施诺爵士（C. P. Snow）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