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艺术与权术

一、从“权变”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果实

什么是权术?《辞海》中说，“权”为权宜、权变，即衡量是非轻重，以因事制宜。“术”为手段、策略、方法、心术。权术就是权变艺术。从其本意而言，权术最初并无贬义，它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通办法、灵活处理的手段，是一种智术。

战国时期的韩非基于人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把君臣之间看成是一种“上下一日百战”的关系，而臣又是君民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君主治民的重要工具。他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为了巩固君权、贯彻法令和加强吏治，都需要“术”。他主张“抱法处势”，认为“法、术皆帝王不可一无之具”。韩非给“术”下过一个定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入主所执也。”从这种观点出发，历代的权术家们凭借强权玩弄权术，或以言废法，以言代法，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至上，不容忍任何有损于自己利益和权威的行为；或仗势欺人，以势压人，耍弄鬼蜮伎俩，阴谋瓦解对立面，排除异己，清除障碍；或培植心腹敌视部属和同僚，实行特务统治，动辄使用包括生杀权在内的种种残酷手段，了结对方的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

在西方，权术这个概念最先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对之加以系统化。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一书中说：“君主要像狮子一般凶猛，狐狸一样狡猾；要运用权术，用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操纵臣民，用伪诈骗民众。”他认为“不能有任何正义与邪恶、仁慈与残忍、光荣与耻辱的顾虑阻止我们采取行动”。他这套被称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权术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政治无道德”，“不说假话成不了政治家”。几百年来，剥削阶级政客们一直把它当成争权夺利、愚民治民的行为准则而如法炮制。每每处于社会交替及权力变更时期，权术便更加猖狂地滥施淫威，顺我者存，逆我者亡。权术是一把血淋淋的刀。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中，权术同样扮演了肮脏、丑恶的不光彩角色，充当了抬高自己、排斥异己的急先锋。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毫不掩饰地说：“要当政治家，首先要是一个成功的政客。在一般情况下，诡计多端、爱慕虚荣和装聋作哑是令人讨厌的习性，然而对领袖人物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赤裸裸地表明玩弄权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一种顽症或通病，当然也就为尼克松自己在“水门事件”的行为做了合理的诠释。

可见，权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始终扮演着“假、恶、丑”的社会角色，承担了为统治阶级尽忠、尽责、尽能的历史使命。权术对民众而言，意味着残酷、欺骗、愚弄和背信弃义。大权术家无不是大阴谋家。现代意义的权术专指统治阶级依仗权势而玩弄的计谋和手段，关于权术的说教也真正成为了“厚黑学”或“肮脏的科学”。权术已经从最初无所谓善恶的智谋之果，蜕变成了毒瘤，成为假、恶、丑的化身。

要正确认识领导艺术的内涵，就要准确地把握领导艺术与领导科学、领导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其一，完整的领导科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科学与艺术的“合金”。有人说，在整个领导活动中，实践上是三分科学七分艺术，学习上是七分科学三分艺术。这个比方是否妥当先不必深究。在领导工作中，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却是不容置疑的，但这也并不说明二者没有区别。毛泽东同志说过：“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个时期的工作中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种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凡科学都是可以用数学工具来描述的，艺术则不然，永远不能数学化。这是二者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正如钱学森所说：“领导艺术是一种离开数学领域的才能，它能从大量的复杂关系中判断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所谓“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就是事物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比如，毛泽东同志讲的“牵牛鼻子”的艺术，“弹钢琴”的艺术等。

其二，领导艺术是创新性的领导方式或方法。创新性的标志是“运用之妙”。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产品 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这里虽然是就战争而论，但却准确而深刻地指出了领导艺术的本质特征。“聪明”、“才能”，即指领导者的创新素质。“客观情况”即指领导艺术的现实基础，就是要把领导艺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是领导者对客观情况的认识过程和结果，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及时”、“恰当”是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