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读书笔记。

闫红欢：历史的背后

——读《亲历共和国60年——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与决策》有感

闫红欢

历史可以是平铺直叙的记录，也可以是饱含深情的诉说。有时候，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历史背后的那份情感，但我们可以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尊重。

历史是具体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没有任何怀疑。然而，我所记得的历史更多的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发生了某事”或者“某人领导了某事”。历史教材这样写当然有它的道理，因为教材主要是为我们展示历史全貌的，而且一本书的篇幅也不允许它把每个具体事件的过程、把每个参与者的名字呈现出来。

然而，我理所当然的忽视了在背后的人们却是应该反思的。因为《亲历共和国60年》告诉我：在背后的人们付出了那么多的艰辛。

共同纲领，我只知道是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但《<共同纲领>的制定》告诉我：《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经过了“三次起稿”、“三次命名”。代表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讨论，才有了得以通过的《共同纲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提供了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但《两个伟人的会面》告诉我：这个条约是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才谈成。虽然文章通过一些细节讲述了斯大林对毛主席的尊重。例如，“斯大林双手紧握毛主席的手”，并“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但是文章也提到签字仪式上苏方工作人员出了差错，却把责任推到中方身上时，毛主席说：“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也说到：“我们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签；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这就足以看出谈判的艰辛。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仍在继续的情况下，在缺乏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情况下编制成的。

陈云，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在中共八大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然而《我所亲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告诉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陈云第一个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应首先解决六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而这正是与会同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一呼百应，改变了会议的议题，从而突破“两个凡是”。

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经历了6年；从“麦理浩投石问路”到中英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经历了5年；从1993年第一次申奥失败到2001年申奥成功经历了8年 在这一个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人付出了艰辛和汗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