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美妙的书式,渗透了对新笔法的自信与自负,而这正是他贡献给后人的最有价值之所在。后人所崇尚的“晋唐传统”,欧阳询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位。他的书法不知迷醉过多少书法学习者,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书法家!

唐代欧阳询楷书

且不问唐代诗歌的美学意义怎样崇尚意兴，又怎样如同少年般意气风发，或怎样以丰神情韵见长，而在书法领域内，至少从隋末到初唐，他们既不崇尚意兴，也不如少年人一般意气风发，而孜孜于法度的探求。因此，都可算是理性的艺术大师。

唐代书法最为伟大的贡献之一，是对中国书法之“法”的建设与树立。除了已有深厚的楷书基础以外，王羲之的书风在唐时由帝王之力加以确立，成为真正唯一值得崇拜及心慕手追的尽善尽美者。这种书法艺术活动，运用了以下数种方式：抛弃了骚动与变异，代之以宁和与稳定；抛弃了欠缺与猥乱，代之以圆满与完善；抛弃了渺茫无边的无限可能性和混沌，代之以有限的规定性和清晰明确。

遵从严格法规来进行创作，可以从圆润和雅的虞世南（558—638），守法而风流的褚遂良（596—658）以及平正典实的徐浩（703—782）这批初唐或中唐书家们那里看出来。而欧阳询，无疑是最重要与最杰出的一个。

如说到“法度的确立”，不能不提碑碣与尺牍之间的书法差距。阮元曾简明他说过：“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 ；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南北书派论》）进而言之，“尺牍”或“启牍”书体，以人的精神主体性为形式，在自在的灵性与自我相一致的精神创造中，就非得使艺术形式本身无规定、无尺度制约不可，或用简约的方式来加以表现，处在最大的宽泛之中。这种书体形式甚至显得有些过分任性。

但是对于“碑榜”来说，尤其对于承担这种任务的书法家来说，书写碑榜，那些记载和歌颂丰功伟绩的，无疑是一项严谨至极的头等大事。所以在书写过程中，书法家的主体的任意性被压到最低点，低得不能露痕迹，其毕恭毕敬类似于宗教式的虔诚意识。他们于是不得不寻求一种最高规范的意志，和个体内心世界相对的法度，来保证这种工作的进行。它需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于是书法家在书写过程中所体会到的愉悦，在碑榜书中几乎是没有的。难怪徐浩叹息说：“息于碑石之间，矻矻于几案之上，亦古人所耻，吾岂忘情那？”（《论书》）就算是唐代草书大师张旭的放旷不羁，在他写碑时，也要放弃他的任性与激情，进入法度之中，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朗官石柱记》。在理论方面，他教导颜真卿纵意所如时这样说：“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如此则其迹可久，自然齐于古人，但思此理，以专想功用，故其点画不得妄动。”（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这便是普遍地存在于唐初书法中的一种寻求法度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