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国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

在世界历史上，18世纪可谓是法国人的世纪，革命前的法国思想文化界酝酿了震撼世界的启蒙运动，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就是那时自由思想的杰出代表。卢梭认为，人类的自由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或天然的自由；一种是社会的或约定的自由。所谓自然的自由，即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所享受的自由。卢梭像其他古典自然法学家一样，假设了人类的一个原始状态，即自然状态，并对这种状态做了许多设想。他设想人类在这种状态下是以孤立的个人而存在。每个人独自觅食和休息，由于当时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到处是野果，地广而人稀，所以他们在随便遇到的河沟里饮水，在果树下饱餐，在树下或洞里睡觉，过着一种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争无斗和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所谓社会自由，是指在社会状态下可以取得的自由。因为社会是由约定即契约而产生的，所以社会自由又叫约定自由。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和真正的社会状态之间，曾有过一段人类的黄金时代或青春时代，但产生了私有制、贫富差别之后，人类不自由、不平等的状态就日益加剧。因此，卢梭深刻认识到，要实现社会的真正自由，就必须推翻以往的社会制度，寻找和建立一种使大家都平等和自由的理想的政治法律制度。他说：“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6］卢梭认为他已经找到了这一结合的形式，即所有参加者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一个社会契约，建立一个政治的和道德的共同体，即国家，由它来保卫大家的自由与平等，并以所有参加者的共同意志作为法律。这样，生活于其中的每个成员，除了受法律的管束外，不受任何力量的约束。而法律既然是公意，当然也就是自己的意志,所以他可以像以往那样地自由。这种在“服从自己本人”为特征的社会契约基础上所产生的自由就叫社会自由。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理论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自由问题统贯着他的全部哲学。正如康德自己说的，自由是他“整个建筑的拱心石”［7］。康德第一个从认识论上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自由和“没有自由”；“一切都是自然”。对这两个命题，康德分别从现象和“自在

之物”的角度作了解释：人的行动作为现象或人的感觉经验来看一切都是自然的因果必然联系；而人作为理性存在体，作为神秘的“自在之物”，他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是完全按理性的普遍性原则来行动的，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影响。因此，从人的理性即“自在之物”的角度来看，人的行动应当是自由的。康德的哲学虽然提出了现象和“自在之物”的矛盾，但他把两者看成是割裂、互不联系的，他把“自在之物”排斥在认识领域之外，“自在之物”不可知。结果他的哲学仍不能解决自由和必然的二律背反。在伦理学领域内，康德对人按照理性的普遍性原则来行动作了发挥，展开了他以自由意志为中心的伦理观。康德认为，在伦理领域人是自由的，就是说人能够依据纯粹理性“自己立法”，对自己的行为能自觉决定和选择。不仅如此，康德还在他的审美和艺术领域里，构造起自然和自由统一的图景。他认为在这个领域人的自由活动的目的可以在感性世界中得到实现，表明了自由和自然的先验的协调一致。康德认为艺术创作活动是人的天才的标志，表现了人的能动性和自由，在艺术创作的天才活动中自然的必然性和人的自由才达到了最高统一。德国古典哲学家给人类留下了一大笔优秀的思想成果，甚至已经揭开了蒙在科学自由观上的浮土。但是终究没有摆脱自身的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性，以至许多卓越的思想还停留在理论思辨中，还没有真正找到打开自由之谜的钥匙，不能在实践基础上唯物辩证地阐发科学自由观。这个历史重任，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自由理想

正当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高扬理性原则、讴歌自由精神之时，英、法等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贫富对立、人的片面发展、道德的堕落等弊病日益暴露，理性王国遭到破产，自由国家并非自由。对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自由理想。

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提出，资本主义是历史上一种过渡形态，它必然向实业制度发展。他认为，自由的基础是实业，自由只能随着实业而扩大，只能通过实业而加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极不合理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而只有建立实业制度。在这一制度中，财产由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共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