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

书法的影响”

文/书法研究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的兴起扩大了书法艺术的影响力，促使石经迅速发展。同时从意境说、心性论、形神观三大方面极大的渗透到了书法艺术的美学思想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刺激着当时书法理论的发展继而影响到

了书法作品的创作。我们在提及影响书法艺术发展的客观因素时，佛学这一宗教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佛学；书法艺术

谈及魏晋南北朝，“魏晋风骨”这四个字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魏晋南北朝向我们展示着它独有的动乱，以及政权最频繁的更替。任何文化的发展都脱离不了政坛的风起云变，不论是盛世还是乱世，文化都依附于此时特有的环境呈现着它独有的魅力。也正因为这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如同三江河水相会，诉说着多样化。这些文化相互影响，尤其是佛学与书法艺术的相互影响尤为明显。正所谓“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借艺术为盗用”以下就四个方面来说明。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手抄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对书法艺术的重视。如图1《法华残卷（晋）》，字迹中善存隶书遗迹，形体端庄，饱含韵味。再看图2《文殊般若经碑》行笔迟缓，落笔凝重，雍容大度。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却能见其非凡了。如此，当时的佛教书法艺术的勃兴是显而易见的了。笼罩在佛学的鼎盛时代之下，再加上佛教对书法的重视以及当时译经事业的蓬勃昌盛，书法艺术也得以发展和弘扬，故此佛学的羼入扩大了书法艺术的影响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了。

一、佛学的羼入扩大了书法艺术的影响力

1.善书之人的大量出现

佛教的兴起使得佛寺扩增，因此需要大量的经书以供诵读和传播，这使得大量的善书之人出现了。东晋时期，北方的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力提倡佛教，特别是二秦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北朝，从道武帝起，为了政权的稳固而利用佛教收揽人心。虽然太武帝拓跋焘有过反佛运动，但在文成帝即位后又重兴佛教。在南朝，从樊川居士的诗中我们可以找到梁武帝的积极提倡，此期立寺造像成风的证据：“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当时的佛寺数量实际上数量远不止这些，佛教的传播与传承需要大量的善书之人通过抄经来满足社会和信徒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善书之人大量出现也不足为奇了。

2.佛教书法艺术蓬勃发展

佛教文化自印度传来，与儒学一样，十分重视书法的修养，《楞伽经》卷二即有“佛告大慧，辟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云。《五分律》云：”比五差次，不知书记。佛听学书，不得为好，而废道业。”佛教重视书法，不论大小乘经、律、论都有明文。在《尸迦罗越经》里我们也可找到相应的证据，佛陀曰“父母教育子女：一者，当念令去恶就善；二者，当教计书疏；三者，当教持经戒。”

从法护的译本《涅槃》类、《法华经》类、《般若经》类等，以及鸠摩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经》、

图

文殊般若经碑（北齐）

二、佛教的护法运动使得石经（石头上的书法）

迅速发展

在当时佛教盛行之际有人挑选一部或几部经典当作大藏经的代表，刻石供养。在《白居易集》卷六九载《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有这样的记载，其中谈到法华院刻了《法华经》、

《维摩经》等八种佛经，它代表了“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火水不能烧漂，风日不能摇消，所谓施无上法，尽未来际者也。”

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帝王通过佛学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收揽民心。但也有例外，像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可谓声势浩大。由于灭佛之举使得佛教的图书、经卷、寺院、佛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在《续高僧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僧慧思言：“我佛法不久应灭，当往何方避此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僧尼为了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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