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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自然系统共生，使现代城市人能感受自然的过程，重新找回真实的人，是塑造新的和谐人地关系的基本条件。

人类对大自然有天生的敬畏和热爱之心，敬畏是因为千百万年她不断赫人以灾难降，并在其基因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热爱，是因为大自然赐人以食物和庇护。人类这种天然之心正是萌生“神”与宗教的土壤，也是大地景观吉凶意识和审美意识的本源。如果我们过分依赖近现代科技赋予我们的“超人”能力，而将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自然人的能力抛弃，将“神”或敬畏之心彻底埋葬，灾难必然降临。演绎哲学家们的话说:“超人”诞生宣判了“神”的死亡，“神”死了，则人不得不死(海得格尔，1996)。承认人需要对自然力和超感性世界的敬畏，与我们信奉唯物主义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拯救人类之前，须首先让“神”复活，而神的复活有赖于放弃“超人”意识，回到真实的、平常的“人”。

思考之三：文化遗产价值的再认识：史前部落在海啸灾难中的安然无恙，显示了乡土文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分为非物质遗产和物质遗产（在这里特指大地上的文化景观）两类，人类关于自然灾害的经验往往通过它们保留了下来。前者如祖先的遗训、风俗习惯、某些听似神秘的禁忌等。后者是大地上的乡土文化景观，是人地关系实验的产物，是千百年来当地人与自然力的不断较量、调和过程打在大地上的烙印，值得我们保护和珍惜。

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在一个人口与资源压力下的城市化时代，我们不能指望前科学的“巫”与“神”及其留下文化景观来保障当代中国13亿人的生命安全；新时代需要新的“神”。

思考之四：科学技术是干什么的？有了科学技术，还缺什么？

“坦塔尼克”的沉没不是因为船不够坚，而是因为太相信它的坚硬了。中国古代关于大禹和其父鲧的不同治水哲学及后果似乎妇孺皆知了，但我们何尝又不在重蹈鲧的覆辙呢？当今我们的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战略恰恰是在用巨大的人类工程、片面的科学技术，打造对抗自然过程的“铁甲车”。可考察中国近代洪灾的历史，可以看到，造成最严重的灾难后果的恰恰是因为人力与自然力长期对抗和较量之后，而最终因为人类“铁甲车”的失误而带来的，如决堤、决坝导致的洪水灾难。

印度洋海啸灾难中，科学似乎没有责任，因为科学家已经检测到地震并告诉人们它将伴随着海啸。所以，不是因为科学没有价值，而是科学并没有完整地、全面地进入人们的信仰和伦理体系。在前科学时代，有限经验知识，通过宗教和伦理的媒介，牢牢寄生于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中。自然中的所有现象，都被视为“吉”或“凶”的预兆(俞孔坚，1998a)。比如，中国古代“风水”相信曲直蜿蜒和连续的河流才是“吉”的，才可安居；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表明蜿蜒的自然河流有利于削减洪水能量、避免洪水灾害，可我们当今的防洪工程恰恰逢河必坝，遇弯必裁。科学知识，完整意义上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并没有变成我们明智地利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而是被片面地、“断章取义”地误用。

概之，人地关系的哲学不应该是斗争的哲学，而是“和合”的哲学；科学技术不是用来制造“超人”对抗自然力的，而应该是在全面、完整的意义上，用来协调人与自然力关系的；科学必须插上伦理的翅膀，才会成为播撒美丽的天使，否则只能是毁灭自然和人类的“撒旦”。

基于以上思考，展开关于中国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问题的讨论。总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在关于自然的科学技术、关于灾难经验的文化遗产、和和关于土地的伦理中，寻找当代护佑我们免受自然灾难的“土地之神”。

2．充满“神灵”的土地：灾难经验演义文化景观

约4000年前，一幕震撼人心的惨剧场面（图0-3）：在一侧墙角，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望救世主出现：在黄河岸边的喇家遗址中，一双惨烈的尸骨，记载了一场突然袭来的灾难，凝固了将人类在自然力面前无助和对超感知的“神”的企望。北京大学教授夏正楷等人的研究揭示，正是一起包括洪水、山洪和地震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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