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论三言诗

论三言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远斌

内容提要 三言诗的始出时间,在古代众说不一,观点虽多,但均有偏失;据葛天氏之乐歌,三言诗应在葛天氏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三言诗不绝如缕地贯穿了古代诗歌史,故也有一个发展史,体制(古体)成熟、近体诞生、诗体独立和高峰式创作是其发展史中的几个重要环节。三言诗没有象二言诗那样夭折,也没有五、七言诗那样如火如荼地繁荣起来,均与三言诗的简净自足、“声易促涩”之体式特征有关。简净而自足的三言诗体,作为诗体构成元素,对后来的四言、五言、七言等诗体的形成几乎都发生过影响,其有不容忽视的诗体学价值。

三言诗作为古代诗歌家族中的一员,没有人否定过它的存在,但也没有人正视过它的存在,古代诗学史上星星点点的言论只能给人提个醒,使不至于忘记三言诗;现当代连能提个醒的言论都少见了,几乎没有一部古代文学史曾述论及三言诗,研究论文近乎没有。鉴于此而作此论,以供补缺之用。

一、三言诗的始出时间

关于三言诗的出现时间,古代诗学界多有论说,呈众说纷纭之势,去同存异,大体有这么几种,一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提出的“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1];二是与刘勰同时的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言的“三言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2];三是唐代刘存的观点,“以为始于‘鹭于飞,醉言归’”[3],他把《鲁颂·有駜》一诗中杂有的“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诗句看作了三言诗之始;明代还有三种观点,谢榛认为“《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马歌》体制备矣”[4];王世贞把汉鼓吹铙歌《巫山高曲》、《上陵曲》作为三言诗之始,他在《艺苑卮言》卷二中言:“‘巫山高’、‘芝为车’,非三言之始乎?”[5]曹学佺认为,“候人兮猗”乃“三言诗之始”[6]。三言诗始出的时间,在古代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今天看来,上述的六种观点,均有偏失。三言诗在春秋战国时期体式已备(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论述),任昉的三言诗始作于西晋夏侯湛诗之说,自然是不成立的;王世贞把两首汉鼓吹铙歌作为三言诗之始出,想必是两诗障目,不了解汉代及汉代前的三言诗作。刘存、谢榛虽然把三言诗之始追溯至《诗三百》时代,但仍没有穷尽其源起。中山大学陈炜湛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将现存《商颂》中显系后人添加的词语删去,将双音词易为同义的单音词,再除去不见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之虚词、形容词、副词,居然基本上仍能成诗,而其句式大致可易为三言句”,于是,陈教授就下了这样的结论:“《商颂》的原始记录(与其歌唱形式当然不同)不是四言诗而是三言诗。其四言诗形式是后世添加虚词、副词、迭音词等的结果。如此说成立,则中国诗歌的原始阶段固在商代,其文字记录形式实为三言句或以三言句为主。”[7]据陈教授之说,三言诗的始出时间至少要追溯至殷商时期,刘存和谢榛的观点显然晚了一个朝代。

曹学佺的三言诗始于“候人兮猗”说,上溯至大禹时代,有探本求源之势,但细究起来,也是不成立之言论。涂山氏之歌“候人兮猗”,按陈炜湛教授的删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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